1949年6月，马继援带领30000名精锐骑兵部队，快速进军咸阳，后续则紧随其后的是十几万的主力军队。当时守卫咸阳的是国民党61军181师，兵力远远不及对方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181师的前身是著名的“皮旅”，拥有强大的战斗力。这也使得我军对这场战斗有所期待。
但不得不承认，马家军的强大同样不容忽视。我军曾经付出了惨重代价，经历过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惨败，也差点让彭德怀在西府战役中成为马家军的俘虏。这些历史教训证明，马家军绝非轻敌之辈。
随着马继援的30000骑兵临近，咸阳的防守压力可想而知。马继援的态度非常嚣张，他扬言要进军西安吃饺子，完全不把我军的181师放在眼里。彭德怀接到报告后，立刻做出了部署，迅速增援大量重机枪，尽可能增强181师的火力。然而，尽管彭德怀麾下有14万大军，真正能够调动的部队却寥寥无几。18兵团和19兵团虽可调动，但距离太远，无法及时支援，只能祈祷181师能够坚持住，等支援部队赶到。
展开剩余78%面对如此形势，181师知道战局的严峻。得知马继援的骑兵快速逼近，士兵们立刻提高警觉，强化了之前布置好的防线，还派遣三个团增援弧形防线，准备在多个方向做出防守调整。尽管敌人强大，181师并没有慌乱，因为他们并非第一次与马家军交手，对其战术已有了深入了解。
马家军为何屡屡令我军吃亏？其原因不难分析。首先，马家军的战斗力并不突出。虽然他们的装备落后，武器远不如国民党精锐，甚至连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都比不上。然而，我军在红军时期应对国民党军队能游刃有余，但为何对马家军却吃尽苦头？核心原因还是武器装备问题。马家军的骑兵大多装备马步枪、驳壳枪以及不太锋利的马刀，虽然武器不强，但我军在与马家军作战时，往往装备也处于劣势。尤其是在河西走廊的战斗中，很多红军士兵甚至没有枪，只能依靠梭镖和大刀与敌人对抗。冷兵器时代，骑兵在战场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，尤其是在开阔地带，骑兵的冲击力几乎可以摧毁一切防线。因此，在缺乏足够火力支援的情况下，我军很难抵御马家军的快速冲击。
其次，马家军具有鲜明的家族特性。即便经过了国民党的编制，马家军依然保持着家族化的组织结构。马步芳、马继援等人依然掌控着军队，而其他军官与士兵大多是马家族人，彼此关系密切，甚至通过联姻加强了战友情谊。这种紧密的联系使得马家军在战斗中具备了很强的凝聚力，尽管处于困境，仍然不容易崩溃。
再者，马家军所处的青海地理环境极为优越。青海拥有广阔的草原，是马匹的理想栖息地，优质的战马源源不断供应给马家军。马家军的骑兵队伍因此装备精良，作战能力极强，且具备极高的机动性。他们的战马充足，很多骑兵拥有备用战马，能迅速更换，保证了持续的战斗力。马家军的高机动性，使得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得更加灵活，不易被敌人抓住致命弱点。
彭德怀对马家军的战斗力有着深刻的理解。他亲自与马家军交过手，了解其中的利弊。因此，在这场战斗前，他决定集中重机枪支援181师，希望借此增加火力，抵挡马家军的骑兵冲击。尽管如此，兵力依然不足，马家军的骑兵冲击依然如潮水般扑来，咸阳的防线瞬间面临巨大的压力。
战斗打响后，马家军骑兵如潮水般涌来，骑兵们的喊杀声与马蹄声震天动地。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势，181师的战士们坚守阵地，奋力抵抗。时任541团1营营长的陈钊见状，立刻指挥部队迎击缺口，自己更是亲自带队。他曾经是骑兵出身，对马家军的战术了如指掌。陈钊发现，日本刀比马刀更为锋利，于是指示战士们持刀迎战，并将重心放在击倒敌人的战马。果然，当马家军骑兵再次冲锋时，许多马匹纷纷倒下，骑兵失去动力，造成马家军的严重损失。
这一回合的胜利，让我军士气大振，也让马家军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马继援虽然立刻命令步兵补充攻击，但低估了我军的战斗力，结果仍然未能突破防线。彭德怀指挥的重机枪继续发挥作用，从大后方射出密集的子弹，将马家军的进攻压制得毫无反抗之力。
这场战斗的胜利，不仅让马家军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，也为我军的反攻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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